【十年·中国观察】“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北京9月29日电 题：“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记者 董婧佳
“进体制”还是“灵活就业”？这或许是不少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一个问题。
过去一年多，叶正新裸辞就读商学院、做自媒体、开直播、搞社群，“旅居”了几个城市，他说“这样冒险不是因为前途必然光明，而是不想留在老路上坐吃山空”。
“我们这代年轻人更注重‘精神待遇’——工作的意义感、成就感、是否开心。”今年32岁的叶正新说，洒脱自在、敢于挑战，这是当代青年“更加豁达的人生观”。
留美博士、纽约州立大学金融系助理教授李潇自称“大粉红”，他常跟美国学生和朋友强调“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人不应活在西方媒体的信息茧房中”。
“留学在外不影响爱国，将来肯定要回国发展的。”李潇说。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走出国门，也有越来越多留学生归国就业。2021年，回国创新创业留学人员突破100万，成为中国科创事业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一边是“考公”“考编”大军不断扩充，“局里局气”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讨论的“新时尚”；一边是视频UP主、电商博主、菜品体验官、宠物殡葬师、整理收纳师等新兴职业受热捧，招聘平台调查显示，76%的“00后”愿意或正在从事新兴职业，88.1%的“00后”愿意尝试或正在灵活就业。
资料图：2020年11月8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不少展商请来网红主播在消费品展区“直播带货”。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热逐年升温，相关综艺、文创、歌舞剧作、博物馆等屡成“爆款”，嘻哈、滑板、鬼畜、赛博朋克、Cosplay等数百种在中国流行的亚文化也成为“新青年”追逐时尚、标榜个性的“世外桃源”。《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就已高达4.6亿人。无数青年人通过进入志同道合的圈层而获得情感寄托与身份归属。
“不同亚文化背后是青年人共享的价值观，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他们在一起闲聊、娱乐，倾诉心中秘密，与陌生人建立起紧密联系。”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称，青年亚文化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同时也是对现实困扰和苦恼的暂时抛却，对压力与焦虑的释放。
资料图：2022年3月3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全国第二轮巡演在海口拉开序幕，演出受到观众热捧。以中国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021年8月开始全国首轮巡演，演出50多场，好评如潮。2022年央视春晚亮相后，该剧更引起海内外热议。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当代中国青年的多元发展展示出自主自信，也在社会转型阵痛中直面挑战与考验。在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激烈人才竞争环境下，青年人自然会感受到压力，出现迷茫和困惑，甚至丧失方向感。
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中国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近年每临五四青年节都会推出一则短片，从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后浪》，到满怀希冀、勇敢说不的《我不想做这样的人》。2022年的短片，则是要回答“如果人生遇到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对此，诺奖得主莫言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勉励青年朋友“不被大风吹倒”。
资料图：2021年7月24日，广西南宁，一名动漫角色扮演者进行展示。 中新社记者 俞靖 摄虽然“佛系”“躺平”等网络热词不断涌现，但社会普遍认为，这更多是青年人在社交平台上缓释压力的自我调侃和情绪表达，奋斗依然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人生观。
个体发展难免困惑焦虑，但当涉及国家前途命运时，这代年轻人总是信念坚定、朝气蓬勃。他们抵制“台独”，组织“爱国护港”行动，“杯葛”辱华明星及品牌等。中国留学生高梅(化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应该更爱国”。
资料图：2019年12月7日，数千名香港市民在香港岛港湾道花园参与爱国护港撑警活动。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全球化”熏陶下的中国青年却“越来越粉红”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这一代青年世界观的重要组成。中国崛起带来的自信与骄傲，同外界误解甚至抹黑引发的愤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兴一代”在“平视”世界的同时，亦渴望被世界“平视”的强烈诉求。
“无论‘小粉红’还是亚文化，都是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自我身份意识认同阶段。国际局势的震荡、国内多元观念的碰撞，现实世界的变化都在促使年轻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称，“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年轻人干大事的时代，要有信心，但同时也要谦逊，不能眼高手低，也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要对目标‘死磕到底’才能成功。”
“不设限，就是我们身上的新特质。对于每一份心中所爱，都能够去试一下、拼一把，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人的礼物。”中国奥运冠军苏翊鸣说。(完)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吉好彩票地图 |
